“十三五”医药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推动下，医药产业调整力度空前，由高速增长努力转为高质量发展，医药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具体表现在：一是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速9.04%，高于全国工业增速3.58个百分点，在全国工业中保持领先发展势头；二是医药制造业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8.64%，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7.52个百分点；三是医药产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计784.6亿元，研发强度在全国工业中位列第二，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排头兵；四是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率持续上升，药品销售费用持续下降，生产经营效能表现良好。
医药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其重要条件之一是我国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公众医疗健康需求进一步释放。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惠及13.6亿人。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数据，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20年的550元，医疗保障水平、药物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持续改善。2020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24149亿元，比“十二五”末2015年增长7436亿元。2020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药品销售同比增速下降，但销售总额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其中，对终端销售中，对医疗机构销售额为11851亿元，占终端销售额69.4%；对零售药店和零售药店对居民销售额为5228亿元，占终端销售额的30.6%。
一、医药产业总体运行情况
“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与“十一五”“十二五”相比，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放缓。2018—2020年，增加值同比连续降至10%以下，但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医药商品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有波动，但交货值保持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医药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尽显，出口交货值增速创新高。
医药产业主要包括七大子行业。“十三五”期间，各子行业由于不同的发展基础与政策环境，呈现分化态势，但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总额快速增长，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医疗器械行业，中成药、中药饮片行业增长相对乏力。
我国医药商品出口主要以化学中间体、原料药、中药材、植物提取物等上游原料为主，长期存在周期性价量波动，在“十三五”期间仍有表现。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贸易陷入低迷，出口交货值大幅下滑。但我国采取果断措施严防疫情，迅速恢复生产，口罩、手套、呼吸机、脉搏血氧仪等抗疫关键医疗用品出口大幅增长，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大国担当。2020年，我国医药商品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64%，创增长新高，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突出贡献。
“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制造业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化学类制药（包括化学原料药和化学制剂）、中药类制药（包括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两大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贡献处于产业主导地位。医疗器械和生物制品紧随其后，利润总额的产业占比逐年提高。其中，医疗器械出口表现优异，2019年、2020年，医疗器械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1.5%、155.05%。
二、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情况
百强企业是医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课题组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企业为观察对象，剔除不全面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医药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平均增长10%以上，高于全产业增速；主营业务收入在全产业占比逐年上升，2020年百强企业中营业额超过百亿元的企业已经达到26个。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百强企业由于临床大品种药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市场销售受疫情影响的程度较深，主营业务收入在2020年出现负增长，全产业占比明显下滑，营业额超百亿元企业的数量略受影响。
“十三五”期间，百强企业积极向创新研发转型，向研发要效益的趋势明显，研发费用投入、研发强度都保持了快速增长。企业进入百强的门槛也持续上升。2020年，医药百强企业研发强度达到6.8%，高出科技部公布的全国各子行业平均研发强度4个百分点，在全国工业研发创新投入中处于前列。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医药主要细分行业发展状况
一、化学原料药制造
化学原料药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全球原料药制造业转移的契机，凭借生产规模、人力资源等优势大力发展原料药，维生素、抗生素、解热镇痛类等大宗原料药、中间体产能迅速扩大，出口量位居全球前列，成为原料药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以规模产能、价格取胜，靠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赚取外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从“十一五”开始，我国不断提高环保标准，保护劳动者权益，推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改变增长方式，对原料药行业发展影响深远。原料药属于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即“两高一资”）行业，“十三五”以来，国家持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升环保标准，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转型、限产、减产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出路。2017年后，全国原料药产量锐减。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原料药行业主要经济运行指标波动明显，利润总额、出口额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出口量增速。2018年、2019年原料药主营业务收入、产量呈现双下降，但2019年、2020年主营业务利润总额回升，呈现量价倒挂，盈利能力增强。从出口情况来看，原料药限产、减产后出口额不降反升，出口单价上涨，产品附加值提高，说明全球制药产业链对我国原料药有较强的依附性，结构调整见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医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备受关注，各国加紧完善产业链，以减少对外依赖。从发展角度看，面对新的全球经济环境，我国原料药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亟待寻找在全球制药产业链中的新定位。
“十三五”期间，原料药行业最引人注目的监管政策是2017年11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关于调整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审评审批事项的公告》，拉开了原料药监管改革的序幕。
2019年7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作有关事宜的公告》，明确原料药、药用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实施备案制，与药品制剂实施关联审评审批。政策实施后，给原料药行业带来变化如下：一是原料药与制剂生产捆绑，质量体系统一，形成更紧密的上下游关系，制剂企业在选择原料药供应商时标准更为严格，加速原料药企业优胜劣汰；二是原料药实施登记备案制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料药短缺和垄断现象发生；三是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整合，提高了市场集中度。
实施关联审评审批以后，原料药和制剂企业都希望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合作从松散型转向紧密型，不仅出现了资本合作方式，收购、重组也加速进行，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有利于形成全产业链大集团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二、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015年至2020年，规模以上化学制剂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平均增速达到12.78%，利润总额同比平均增速14.68%，均高于产业总体平均水平。同时，化学制剂企业在全产业中的利润总额占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上升，2019年两项指标均达到了30%以上，反映出化学制剂在医药产业运行中的关键地位不断上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下降。
“十三五”期间，化学制剂行业生产经营受政策影响较大。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等，重塑了医药市场格局，化学制剂行业在政策变化中受影响最大。
药品销售方面，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占比约80%。“十三五”期间，随着医疗保障持续扩大，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呈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87.2亿人次，比2015年增长了10.3亿人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总诊疗人次明显下降，为77.4亿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持续增长，带动了基层医药市场扩容，药品销售渠道下沉，但二级以上医院仍然是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
零售药店一直是药品销售的渠道之一，销售占比不断提高。商务部发布的《2020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对零售药店以及零售药店对居民的销售额为5228亿元，占终端销售额的30.6%，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医疗迅猛发展，网上药店成为药品销售新途径。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网售药品数量激增。2020年，药品在第三方交易服务平台交易额达708亿元，其中移动端B2C端销售额为67亿元。在购买类别中，西药类排名第一。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建立，多地试点医院、药店“双通道”联动采购，医保药店药品品类与医疗机构趋同范围扩大，促进医院处方外流，未来药店销售药品占比还将持续上升。
化学制剂出口情况是医药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直观反映。2016-2019年，化学制剂出口额呈上升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得益于国家药监局大力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增强，我国在抗肿瘤药全球研发领域的布局、参与度越来越高，近两年上市的抗肿瘤药不仅满足国内患者急需也实现了出口突破。2019年，我国医药商品出口新增抗肿瘤药出口编码，出口金额达到1.56亿美元。
三、生物制品制造
生物制品产业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在我国创新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十一五”以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助推生物制药发展，生物制药是医药产业最有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的领域。生物制品主要包括重组蛋白药物、单克隆抗体药物、血液制品、诊断试剂和疫苗等。
全球生物制品创新主要由欧美制药强国引领，从1980年第一代生物创新药到2021年最新的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技术突破，再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都对生物制品行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医药研发机构和从业者更深刻认识到生物制品对人类抗击疾病的重要性，创新靶点发现数量在2020年达到139个，创出新高。与此同时，各国对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新一代疗法的开发投入也越来越多。
从我国药品注册分类看，生物制品与化药、中药并列为三个审评大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有关要求，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编制发布了第一个《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我国生物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十三五”期间，生物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口额呈快速上升趋势，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2020年，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口额同比增速均高于医药全行业增速，在各子行业中处于“领头羊”位置。
“十三五”期间，国家高度重视生物药发展，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生物制品注册审评更加科学完善。同时，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领先、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产业链，生物制品获得蓬勃发展，治疗用生物制品逐渐跟上全球创新脚步，从快速跟进到普遍创新，走出了中国特色，成为医药产业发展中最耀眼的一抹亮色。国家药监部门的公开数据显示，自2015年7月22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以来，新药临床试验注册申请数量特别是化药，在2017年大幅下降，企业申请新药临床试验趋于理性；但是生物制品注册申请数量却逐年增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根据《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2020年）》，2020年度共登记临床试验2602项。新药临床试验登记中，化学药登记最多，共计801项（54.4%），其次为生物制品和中药，分别为605项（41.1%）和67项（4.5%）。生物制品开展临床试验的前10位品种主要为治疗用生物制品，其中重组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开展试验数量最多，为17项；其次分别为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和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均为11项。预防用生物制品涉及2个品种，分别为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和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分别开展10项和8项临床试验。
近两年，生物药企业积极寻求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乃至企业的管理创新，逐渐与国际接轨，License in项目授权引进常态化，中美生物创新药数量接近。许多国内创新先导企业和跨国药企持续开展和扩大生物药市场的布局和投资，形成了以长三角区域为代表的生物药研发生产集群，人才聚集程度、产业链完备程度都有明显提高。
四、中成药制造
中成药制造是我国独有的医药制造子行业。2015—2020年，中成药制造主要运行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营业务收入在全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下降。2017—2019年，中成药制造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现大幅下降，尽管2020年利润总额有所回升，但行业整体增长乏力，缺少新动力。
中成药行业表现不佳，综合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中药注射剂在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中占比较高，受不良反应频发、医保控费以临床疗效为导向等因素综合影响，2016年以后医疗机构开始限制中药注射剂使用。2017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首次将26个中药注射剂限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并限用于重症；201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限制品种扩大到了45个；2020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56种中药注射剂被限制使用。尽管在国家鼓励中医药发展的大背景下，2017、2019、2020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中药数量高于西药数量，但由于中药注射剂利润较高，且在基层医疗机构（二级以下）大量使用，因此被限制使用后，对行业影响较大。
与此同时，国家药监部门先后发布《关于做好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生产工艺评价等7个技术指导原则的通知》等文件，加大中药注射剂监管力度。2018年，国家药监局要求丹参注射剂、双黄连注射剂、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剂修改说明书，开展基础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经营门槛，起到淘汰一批基础研究水平低、疗效不确切中药注射剂的作用，净化了行业，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二是中成药创新研发能力不足。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国家药监部门要求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注重真实世界研究。由于中成药在基础研究中存在短板，“十三五”期间，中成药新药申报审批数量远远低于化学制剂，2017年仅有1个中药新药上市。中成药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动力不足，缺乏新增长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2018年5月，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对符合要求的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实施简化审批，为中医药现代发展特别是在急重症、重大疫情中发挥作用扫清了政策障碍。2022年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黄璐琦向世卫组织提交《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循证评价研究报告》，希望世卫组织对中医药在本次疫情中发挥的优势和作用进行积极、客观评估。近年来，国家药监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审评审批制度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未来，中医药发展将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
三是中成药行业生产成本上升。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在中药方面加大了有害物的检测，提升了标准。检测范围涵盖二氧化硫残留、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量、真菌毒素、色素、内源性有害物质、微生物、致病菌等，完成了67个中成药薄层色谱检测项中展开剂中毒性溶剂的替换工作，制定了中药材及饮片中二氧化硫残留量限度标准，建立了珍珠、海芹等海洋类药物标准中有害元素限度标准。制定了人参、西洋参标准中增加有机氯等16种农药残留的检查，对柏子仁等14味易受黄曲霉毒素感染药材及饮片标准中增加了“黄曲霉毒素”检查项目，并制定相应的限度标准等。2020年版《中国药典》重点加强了中药安全性控制方法的制定。
标准提升后，中成药企业对中药材原料质量控制更为严格，同时由于中药材价格波动较大，部分品种价格上涨较多，导致中药行业整体生产成本上升。受新冠疫肺炎情影响，感冒清火类中成药滞销，也导致一些企业资金流转率下降，销售费用上升。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中药行业总体收入和利润。
课题组对广东、江苏、黑龙江三省130家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问卷涉及的39家中药企业将中药材涨价、疫情影响排在近5年成本增长主要因素中前两位。
五、中药饮片加工
中药饮片是中医学临床辨证施治必需的传统武器，也是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在医疗机构、药店广泛使用。
长期以来，由于中药材种源、种植、流通、仓储等还未形成统一标准，规范化程度不高，进入门槛较低，导致中药饮片质量水平不容乐观，监管压力较大。同时，受中成药行业低迷传导影响，“十三五”期间，中药饮片加工行业各项运行指标均不乐观。
“十二五”之前，中药饮片曾经是医药产业增长最快的板块，一方面是国家鼓励中医院、中医科室建设，扩大中医药在基层医疗中的占比；另一方面是中药饮片未取消医院15%销售加成，销售动力强劲；再一个方面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健康需求激增，特别是部分中药饮片具有药食同源特征，使其在大健康领域广泛使用，成为热卖品种之一。“十三五”期间，中药饮片加工行业呈现新的变化趋势。
一是严监管加速中药饮片企业优胜劣汰。中药饮片质量水平一直不容乐观，在每年国家抽检中，不合格率最高。在监管日益严格的环境下，中药饮片企业必然经受优胜劣汰的洗礼。2018年8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重点举措包括：严厉查处中药饮片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查处中药饮片生产、流通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完善符合中药饮片特点的技术管理体系，严格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准入标准，严格核定中药饮片企业炮制范围。在国家强力监管下，中药饮片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中药饮片质量水平稳步上升。国家抽检数据显示，中药饮片国家抽检不合格占比持续下降。
中药材是天然资源，有周期性特征，一些中药材还属于稀缺资源。“十三五”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和《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年）》等文件，传递出政策向药材道地产区倾斜的信号。这引发了资本的追逐，中药材道地产区跑马圈地如火如荼，中药材囤货、价格操控现象时有发生。在资本的裹挟下，中药材盲目扩产扩种，不按时令季节采收，“药贱伤农”，严重影响了中药饮片加工行业、中成药行业常态化规范经营。同时，无序扩张也引发了中药饮片加工行业的环保问题，产生的废水、废渣等违规排放问题日益突出，受到环保部门的重点关注。
二是国家医保政策改变了中药饮片支付规则，体现“重治疗，轻滋补”原则。201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继2009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收录127个中药饮片品种和一个类别后，第一次调整中药饮片品种范围（2017年版未调整），增加到892个品种。但按照规定，201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采用“准入+排除法”管理，阿胶、朝鲜红参、燕窝、野山参等100多个品种不得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延续了以往的单味/复方限定方式，准入品种均是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经专家评审产生，体现了“重治疗，轻滋补”的原则，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该目录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同地区的保障范围相对统一，提升保障政策覆盖公平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药饮片企业的销售。
三是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与中成药制造业经营形势关联度更为紧密。2016年以来，中成药制造行业主要运行指标持续下滑，压力持续向上游传导，对饮片产销产生不利影响。随着中药配方颗粒在医疗机构逐渐受到认可，产销量逐年上升，挤压了中药饮片市场空间，同时配方颗粒价格普遍高于饮片，在加成未取消的情况下，医生处方向配方颗粒倾斜。2021年国家全面取消中药配方颗粒试点，一些饮片企业考虑向配方颗粒企业转型；但在转型中，饮片企业的研发能力、设备水平、企业管理水平、人才等方面都受到挑战。
此外，2015年版《中国药典》大幅提高中药饮片质量标准，并在2020年版《中国药典》进一步完善，对于较为粗放的中药饮片企业也是巨大的挑战，中药材采购、饮片加工、仓储成本陡增，这些都影响了中药饮片行业的整体收入利润。
中药饮片出口在“十三五”期间也遭遇严峻挑战，主要是重金属超标、农残等问题导致出口受阻。持续提升中药饮片质量标准迫在眉睫。
六、医疗器械制造
医疗器械相对于药品是一个新兴产业。根据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突破1.9亿，占比达13.5%。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医疗消费占比不断增长，医疗器械需求激增，“十三五”期间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平均增速约为15%以上。受益于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研发创新，创新器械获批速度明显加快，行业活力良好。自2014年启动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以来，截至2021年12月共计134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药监局迅速启动应急审批程序，为抗击疫情保驾护航。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上旬，完成67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33个仪器设备、3个软件、3个敷料产品应急审批，共106个产品获批上市。
据德勤发布的报告，2019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为6290亿元，较2015年的3080亿元翻了一番。2015—2019年，规模以上医疗器械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平均增长11.26%，利润总额同比平均增长约16.38%。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可喜的是，随着我国医疗器械需求不断扩大，创新研发环境良好，2016—2019年，国内营业收入前20名的医疗器械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由4.51%增加至7.14%，显示我国的医疗器械企业正在加紧创新追赶步伐，向中高端市场突破。
在2014—2020年获批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中，国产产品95个，涉及14个省（区、市）78家医疗器械企业，占全部产品的96%；进口产品4个，涉及两个国家4家企业。从批准产品所在地来看，产业大省（区、市）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排名靠前，分别是北京25个、上海19个、广东16个、江苏14个。从产品特性看，有源器械43个、无源器械36个，体外诊断试剂和设备20个。
我国医疗器械生产和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医疗器械出口额占医疗器械整体出口额的半壁江山，出口额排名前10的企业以外资企业为主。我国医疗器械出口以一次性医用耗材、医用敷料和低端医疗设备为主，而进口的医疗器械近70%为诊疗设备（大部分为高端产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是复工复产最快的国家，在全球疫情防控用品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医用耗材、呼吸系统及耗材出口激增，实现了利润总额、出口额大幅增长。
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范围不断扩大，医用耗材也被纳入集采范围。2020年，冠脉支架集采首次开展，采购数量为满足70%以上的医院预估需求，中标冠脉支架价格与2019年相比平均降幅90%，对行业震动较大。目前，医用耗材采购清单已经扩围至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除颤器、封堵器、骨科材料、吻合器六大类，集中带量采购深入推进也倒逼医疗器械企业向中高端产品市场突破，从而拉升盈利能力。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十三五”医药产业生态变化及亮点
“十三五”期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双重变化，医药产业在高增长模式中转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生态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的重构优化，发展模式逐步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医药产业生态发生的重要变化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新药研发创新进入“黄金期”
“十三五”期间，得益于新药审评审批、医保市场准入、建立融资渠道等创新要素改革联动，医药市场初步建立了新药创新投资回报的良性生态，极大激发了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海外高端人才纷纷回国创业，CDMO（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发展迅猛，创新模式与国际接轨，临床急需的新药加速获批上市，我国药物创新开始在全球新药研发舞台上崭露头角。
（一）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破除创新阻滞
“十三五”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随着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的出台，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有序推进，特别是《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对创新药重新界定，指明了创新药发展方向。临床试验管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等打通了新药创制链条上的“卡顿”环节，同时通过建立新药临床试验沟通交流机制、开辟审评审批快速通道，提高了审评效率，企业创新活力被释放。2020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审结注册申请任务按时限完成率94.48%，其中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新药注册申请审结任务整体按时限完成率为100%，按默示许可受理注册申请的审结任务整体按时限完成率为99.87%，临床试验申请平均审评用时由2015年的16个月压缩至50天，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100%在法定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且审批平均用时缩短到11.8个工作日。
创新是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国家药监局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和临床需求实际，参考国际经验，设立了特别审批、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四个药品加快上市程序，为创新药上市开“绿灯”。加快上市程序的实施，大幅缩短了新药研发上市周期，企业尝到了创新的甜头，创新药成为许多企业战略转型的方向。
（二）国家医保为创新药上市开辟渠道
为扩大医保资金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要求，药品价格首次谈判于2016年启动，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个品种以平均降价59%的幅度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目录调整周期也从7年缩短至1年，目录药品动态调整机制初步建立。
据《中国医保药品管理改革进展与成效》蓝皮书，2018—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共计新增433个新药好药，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风湿免疫等多个临床治疗领域；183个药品被调出目录。2020年，全国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网采订单总金额为9312亿元，其中医保目录内药品在网采订单总金额中占比86.5%，金额为8052亿元。2018—2020年，与谈判前市场价格相比，累计为患者减负近1700亿元。临床急需的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实现在医疗机构销售的时间缩短至两年以内，企业销售开发费用大幅减少，销售量成倍增长。
2018年，新组建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11个市开展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宣告医疗机构药品招标进入“以价换量”新阶段。截至2020年底，国家药品集采已经进行了四批五轮，覆盖218个品种。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选取了9种药品，对全国情况的不完全统计显示，集采结果实施后一年，中选仿制药采购量大幅上升，年总采购量增加了265.2%；未中选原研药全国年总采购量较上一年平均下降46%，降幅最大的达74.4%；未中选仿制药年总采购量降幅达80.8%，且各药品采购量降幅都在70%以上。同通用名下，原研药、中选仿制药和未中选仿制药平均价格均明显降低，中选仿制药市场份额扩大，显著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20年全国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网采订单总金额为9312亿元，比2019年下降601亿元。
新药市场准入的联动改革，推动更多企业投身创新掘金浪潮，新药研发筛选视野不仅放在即将过期的专利药“抢仿”上，也开始放在全球创新药热门靶点产品线布局上。我国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广阔的医药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CDMO，逐渐成为全球创新药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我国新药注册申请、通过审批数量与美国快速接近。
（三）建立扩大新药研发融资渠道
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一款新药从药物发现到临床研究再到获批上市，一般需10年，研发成本10亿美元起步，而从进入Ⅰ期临床试验至最终获批上市的总成功率不到10%。为化解研发风险，近年来研发分工越来越精细，研发外包兴起。有别于仿制药企业，创新药主体中存在大量小微企业，它们在创新初期往往没有现金收入支撑长期且昂贵的研发支出，多通过股权方式募集资金，因此，融资是新药研发创新中重要的支撑。
2018年11月，上交所设立科创板（于2019年6月13日正式开板）。科创板设立的目的是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2018年4月，香港联交所修订主板上市规则，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上述定向开辟的融资渠道为新药创新注入一针兴奋剂，创新价值得到资本市场热烈回应，小微创新型独角兽企业纷纷崛起，我国成为全球创新投资的热土。
硅谷银行发布的《2020年投融资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医疗健康风险投资交易总计达到创纪录的121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翻了1倍，也创下了投融资金额的新纪录。其中，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诊断/工具领域都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大多数依靠投资者的支持，其中最为活跃的投资者包括高瓴资本、启明创投、红杉资本、礼来亚洲基金等。在生物医药领域，肿瘤学和平台技术名列前茅，分别吸引到28亿美元和21亿美元风险投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抗感染领域吸引的风投资金比2019年增长了10倍。
生物医药是新药创新的高地，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含量、高壁垒及高收益的特点使其颇受投资者青睐，尤其2018年香港18A新政及科创板启动重大利好下，资本市场热情高涨。尽管当年受资本市场消沉情绪等负面影响，VC/PE募资困难，大批初创企业面临生存问题，但医疗健康行业仍位列融资“吸金”前列。
金融机构对医药上市公司投资持仓情况能够反映资本市场的倾向。2020年以前，机构青睐拥有独家产品、价值独特的企业；2020年以后，机构逐渐转向创新能力强、有核心竞争力产品的公司，“小而美”的公司甚至估值更高。同时，机构在医药板块的持仓数量大幅增长，医药板块受到资本热烈追捧，医药板块由于创新驱动迎来春天。
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夯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我国医药产业起步较晚，生产制造基础和研究基础较为薄弱，2007年以前获批上市的药品90%以上为仿制药且以仿标准为主，药学研究及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研究不足。尽管仿制药价格低廉，但在与原研药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很长一段时间，原研药即使过了专利保护期，在我国的销售价格仍然较高，在医院用药中的占比也较高，占用了大量医保资金。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是减轻医疗负担、提升患者用药可负担性和可及性的重要举措。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了“药物竞争行动计划”，以鼓励仿制药进行市场竞争，降低药价。据FDA公开信息，2009年至2019年仿制药为美国医疗保健系统节省了近2.2万亿美元。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要求“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涉及的289个品种要在2018年底通过评价，质量和疗效达到与原研药一致，实现临床可替代。与此呼应，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11个市开展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按照要求，参与集采的药品必须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动下，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序展开，企业参与热情逐年提升，2017年以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过评品种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0年底，累计通过和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445个，约占常用化学药品的三分之一，包括口服固体制剂321个、注射剂86个、其他剂型38个。在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受理号中，抗感染、高血压、糖尿病用药占比较高。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被誉为我国仿制药的“历史性补课”，不仅是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医药产业的具体落实。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以提高仿制药质量为最终目的，以实现临床上与原研药相互替代为标准，提升国产仿制药竞争力，同时起到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医药总费用支出的作用。与我国情况类似，日本于1998年启动“药品品质再评价工程”，旨在保障仿制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与原研药一致，消除医生和患者顾虑。该项工程耗时14年，完成了1000余个品种，压缩了日本中小规模药企生存空间，企业数量锐减，仿制药市场份额向头部企业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要生存必须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于是纷纷转向新药创新研发。从我国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情况看，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生产经营提质增效的特点同样突出，大型规模以上企业是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主体，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效益得到提升，运营情况良好；未参与的企业市场空间被压缩，发展后劲不足。
三、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进程继续加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高端市场注册数量大幅增长，制药水平、研发能力越来越受到高端市场认可。“十三五”期间，我国制剂在美ANDA（仿制药申请）获批数量大幅增长，2018年共获得71个ANDA批准，其中16个为暂时性批准。2019年，我国药企有86个仿制药获得ANDA批准，包括13个暂时性批准，占比15%。2020年，我国药企获美国FDA批准的仿制药和暂时性批准数量分别是80个和16个，获批ANDA最多的企业是复星医药。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9年11月15日，百济神州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通过美国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这标志着泽布替尼成为首款完全由我国企业自主研发、在美国获准上市的抗癌新药，实现中国原研新药出海“零突破”。同年，石药欧意药业本土创新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也获得美国FDA新药上市批准。
二是医药企业通过授权引进/合作（License-in/out）深度参与全球新药研发。近年来，随着药物研发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和我国药企通过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支持全球注册申请。药品境内外同步研发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加快药品上市。2018年7月，国家药监局发布《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鼓励开展境内外同步研发，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以用于支持需要进行有效性和/或安全性评价的各类注册申请。创新药企抓住政策机遇，频频通过License-in/out方式丰富产品线，与海外生物技术企业或制药企业在研发、生产、商业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探索更加开放、创新的研发模式。在2020年登记的新药临床试验中，国际多中心试验占比为14.1%（208项，含不在中国招募受试者的国际多中心试验1项）。
2020年我国医药企业开展的License-in项目合同金额较大，Top10项目中最少金额1.77亿美元。项目涉及多病种领域，以肿瘤最多，其次为心血管，且两个心血管项目均为肌球蛋白。项目起点以Ⅱ期临床试验为主，Biotech购买力强劲。
2020年，在中国企业开展的License-out项目中，领先交易的对外许可水平已达国际水平，交易领域主要集中在肿瘤，项目起点分布在临床研究各阶段。在开展的项目合作中，模式创新看点很多，合作双方不拘泥于属于资产层面的临床开发，24%的项目卖去美国。
三是境外并购仍是我国药企国际化的路径之一。“十三五”期间，医药健康领域的海外并购涉及血液制品、仿制药、医疗器械、CRO（合同研究组织）、生物医药、营养保健等多个领域，主要需求是开拓海外营销渠道、延伸产品线，目的是开展境外临床试验，提高市场占有率，完善产业链布局，掌握核心技术。从被并购标的所属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为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第一目的地，欧洲紧随其后，在东南亚则聚焦医疗服务市场，在大洋洲主要并购具备优势的营养健康企业。
四是我国药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全球采购。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医药商品进入国际组织采购名单的数量激增，其中，医疗设备在国际采购中表现抢眼，展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四、新药创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市场一直以仿制药销售为主，创新药销售主要由外资企业把持。“十三五”期间，国产创新药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创新药销售收入的行业贡献持续提升，研发投入持续提升；新兴创新药企异军突起，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老牌大型药企离开舒适圈，焕发勃勃生机，行业转型迭代加速。作为老牌大型医药企业的代表，恒瑞医药2015年后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注册申请上市的创新药成为企业经营新的增长点，新药贡献从2015年的1亿元占企业经营收入的1%，上升到2020年的17亿元占企业经营收入的17%。同时，新兴创新企业新药营收也在近两年大幅增长。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研发的重要载体，它们的发展情况直接反映创新与技术带给产业发展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关键数据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表现突出。2016—2019年，医药高新技术企业不仅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持续增长，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大幅上升。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十三五”期间，我国医药产业破局转轨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创新生态初步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优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然而，在转轨中也暴露出阻碍产业发展深层次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得不到重视和缓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质量、速度将会受到影响。
一、基础研究薄弱，制约高质量发展行进步伐
（一）注册申请同质化严重，临床需求导向有待强化
“十三五”期间，我国不仅在新药审评审批、临床使用和融资渠道上为鼓励创新政策落地保驾护航，还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中继续专设“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举国家之力加以扶植。公开数据显示，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支持了3000多个课题，中央财政投入233亿元。截至2020年，通过重大专项共新增78个1类新药，成果斐然。
然而，在新药研发热潮中，注册申请扎堆、同质化严重问题也逐渐显现。“十三五”期间，我国药企开展的临床研究60%集中在抗肿瘤、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2020年，1类新药在化药、治疗用生物制品、预防用生物制品和中药的注册分类中占比最高，但靶点同质化问题突出，主要为PD-1、VEGFR、PD-L1等，生物药细胞治疗则以CD19靶点为主。
2016年以来，在已批准上市的创新药中，抗体药物PD-1/PD-L1获批1类新药数量较多，实现上市销售较为集中，由于先行企业已经在该赛道赚得“第一桶金”，因此该赛道也成为注册申请扎堆的重灾区。
由于扎堆申报上市，PD-1领域已经逐渐从蓝海变成了红海。2019年我国共获批5款PD-1产品，其中3款为国产产品。在2019年版医保目录调整过程中，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参与价格谈判，最终信迪利单抗以价格降幅高达64%成功进入医保。2020年，恒瑞医药、百济神州和君实生物产品以平均降价78%全部进入医保，但由于适应症类似，市场竞争白热化，盈利情况低于预期，有的药品销售额未达预期。
价格谈判政策在加速新药市场化的同时也兼顾了降低药价、减轻药费负担目标，药品同质化竞争态势的形成需要企业自省，还有一些企业将降价作为进入医保的利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创新产品市场回报价值。目前，PD-1价格低廉已经有目共睹，与高端市场“重磅炸弹”新药上市后的市场回报不能相提并论。
(二)资本支撑减弱，投资热情降低
创新研发回报不足时，首先被撼动的就是资本的信心。2021年7月，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就旨在规范肿瘤药研发行为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医药股应声大跌。随后，在科创板、香港联交所IPO的创新药企上市后股价频频破发。2021年三季度，高瓴资本更是将医药板块投资全部清仓。
根据金融数据公司迪罗基（Dealogic）数据，香港联交所自实施2018年18A新政、允许亏损公司上市以来，在全球生物技术IPO带来融资中，仅2020年就达到了64亿美元。香港联交所生物科技指数在2020年上涨了50%，涨幅是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的两倍。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至2021年初，在中国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平均股价上涨了106%，而在欧洲和美国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平均股价仅分别上涨了39%和37%，从而引发对我国创新药企上市存在泡沫的质疑。
创新药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2019年以来，尽管1类新药注册申请数量较多，但申请的适应症却不能覆盖临床需求。企业对国家鼓励开发的罕见病、儿童用药等特殊群体药物研发关注度与投入仍然不足。而反观欧美，企业投资并购涉及的适应症领域与我国差异较大，投资方向并未同步。
二、创新亟待提质增效，审慎评估新药创新“跟、买、改”策略
一般来看，医药产业的发展多从原料药、中间体生产起步，到仿制药规模化生产，再到创新制剂研发生产。我国医药产业也走过这样的发展历程。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我国新药研发以仿制（Me-Too）为主，但“十三五”以来，随着国家多项政策鼓励新药创新，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创新药企向仿创（Me-Better）过渡，进而在国际新的药物靶点或作用机理（First-to-Patent)被首次发现后，采取开发出同类第一（First-in-Class）、快速跟进（Fast-Follow）、同类最优(Best-in-Class)创新药，以获得市场回报。
以标杆企业百济神州为例，2019年11月，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成为中国首个在美国获批的抗癌新药。此后，泽布替尼相继获得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市批准。目前，百济神州已经在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7700名员工。新药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和商业化管线覆盖超过80%的癌症类型，超过50项临床前研究项目中有半数具备First-in-Class的潜力。百济神州在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近100项临床试验，包括多项大规模、多中心的全球3期临床试验项目，具备了大型跨国药企的实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药创新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企业在创新研发中大量采用“跟、买、改”策略。跟，即跟随国际创新药成熟靶点及同靶点适应症开展研发；买，即购买境外已经上市、研究进展较快甚至是研发前景不好、在境外停止研发的“青苗”成果；改，即改结构，为规避专利或市场差异化的问题而对结构做加减。相当多的创新药企都在追逐已经成熟的标靶，严重依赖高端市场的原始发现，在基础研究方面缺乏投入，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能力不足。
但也应该看到，基础研究薄弱并非新药创新中遇到的个性问题，在国家创新战略中，加强基础研究、破解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已经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走独立自主、减少对外依赖的创新发展之路，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冲关的关键。从科技部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主要科技指标》相关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过去近20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各类研发投入中占比较少，在过去唯GDP论、以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的前提下，资源更多向应用、试验领域倾斜，科技人员投身于基础研究的数量占比相对较低。未来，新药创新要实现质的突破，亟待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切实加速推进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
三、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一）多重因素考验原料药国际长板地位
原料药主要包括化学原料药、生化原料药和植物提取物，是我国医药在国际市场上的一张名片。我国原料药以产量大、品种多、价格低而著称，特别是在大宗抗生素、维生素、氨基酸等发酵、半合成类产品领域，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供应链上游拥有话语权，也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
我国原料药发展布局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扭转缺医少药的局面，科学家突破发酵类原料药生产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青霉素系列、维生素系列和解热镇痛系列原料药，建成四大原料药企业。第二个时期是抓住20世纪80年代全球原料药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原料药生产，凭借成本、资源优势和适宜的发酵气候条件，在国际市场确立了大宗原料药贸易地位，拥有国际市场话语权。第三个时期是在发展大宗原料药的同时，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中心，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原料药，培南、普利、沙坦等产品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然而，“十三五”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原料药长板优势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疫情导致世界多国生产生活秩序按下暂停键，国际贸易受阻，使多国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医药商品作为国家战略品种，对外依赖的风险显现，医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印度和欧美国家和地区纷纷新建或扩产原料药生产。美国参议院提出两项旨在恢复美国原料药生产能力的法案。赛诺菲宣布，计划两年之内将其欧洲现有的六个原料药生产基地重新整合，确保原料药生产供应给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能力，减少对亚洲原料药的依赖。
二是原料药企业“双碳”达标压力较大。原料药属于环保重点监测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多种有机溶剂，“三废”（废水、废渣、废气）排放强度较高。尽管近年来原料药企业不断加大环保投入，但是距离国家“双碳”达标要求仍有差距，特别是符合“双碳”达标的环保技术、设备匮乏。限产减量成为短期内原料药企业环保达标的策略，但这会导致国际市场出现原料药“缺货”空档。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基础原料价格波动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原料药制造成本，国际市场竞争力遇到挑战。从2021年9月召开的全国原料药交易会情况看，印度生产的个别大宗原料药价格已经低于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以后我国原料药产量下降，企业开始向下游产品延伸。应该说，“双碳”达标作为调结构的手段在原料药行业中已初见成效，但是下游延伸产品能否成为生产经营新的增长点还有待观察。
根据课题组对3省130家企业进行高质量发展问卷调查，过去5年，影响医药企业成本、利润和主营收入的原因之一是建设环保项目，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影响程度最深。
三是“十三五”以来，我国医药产业也暴露出高端制剂原料存在对外依赖的短板，特别是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后，原料药进口额增长加快。一直以来，欧美来源的原料药占据我国进口原料药的一半以上，主要为跨国药企从其位于欧美的生产基地进口，而从印度进口的原料药主要满足了本土企业的采购需求。
（二）辅料包材亟待跟上高质量发展节奏
医药包装和药用辅料是医药生产重要的配套产品。近年来，随着新药创新蓬勃发展，制剂新品种、新剂型、新的给药方式不断出现，大批新产品实现商业化并进入国际市场，医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十三五”期间，包装辅料实施关联审评审批制度，为制剂企业灵活选择个性化的新型包装辅料创造了条件。同时，制剂生产企业对包材辅料供应商选择更为严苛，对中高端包材辅料需求猛增，敦促包材辅料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促进包材辅料行业整体水平提高。但是当前，包材辅料行业发展仍面临挑战。
一是受集中招标采购仿制药大幅降价影响，上游包材辅料企业利润大幅减少，转型升级压力大。随着“三医”联动改革进一步深化，集中带量采购扩容扩面，降价传导压缩包材辅料企业利润加剧，包材辅料企业在缺少利润的情况下实现转型的难度大。
二是药用辅料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品种不丰富，规格不精细，生产技术落后，功能性指标相关基础研究缺乏，难以达到高品质制剂要求的持续稳定量产。
三是包材辅料企业生产规模普遍小而散，研发投入不足，难以形成支撑医药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基地，亟待获得政策、资金支持和建立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目前，我国制剂生产中使用的辅料大约有600多种。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用辅料335种，而美国药典收载的药用辅料为750种，欧洲药典收载的药用辅料为1400多种。
四是包装辅料原材料涉及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一些生产设备也需进口，因此包材辅料的稳定供应对制剂平稳生产至关重要，需要从供应链安全角度建立保障措施。
五是包材辅料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需要全力攻克。以药用玻璃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药用玻璃总用量约为30万吨，其中中硼硅玻璃用量约为2.3万吨，仅占7%~8%。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随着新冠病毒疫苗快速研发，疫苗用中硼硅玻璃包装需求猛增。尽管有复星创富、洪泰基金、国药投资等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先后注资中硼硅玻璃领域，但中硼硅玻璃实现高性价比量产和国产替代进口仍需努力。
四、中药产业亟待实现新发展
“十三五”期间，以提升质量安全、临床疗效为目标，中药行业发展经历了优胜劣汰、去伪存真的“阵痛期”，中药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下滑态势。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提出探索注射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方法，积极推进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然而，由于中药注射剂以复方为主，成分比化药更为复杂，且存在未知成分，因此开展再评价较困难，推进速度缓慢。
为鼓励和引导中药新药的研发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中药传承和创新，建立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注册管理制度和技术评价体系，处理好保持中药传统优势与现代药品研发要求的关系。201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安全、疗效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明确，中药注册按照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进行分类。2020年9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此分类改变了原有中药注册分类的模式，将中药传承和创新并重，最大程度释放中药创新潜能。
在国家政策大力推动下，中药行业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但要迈入高质量发展，一些重难点问题亟待解决。
（一）中药材质量可控是中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直以来，中药材种养殖属于农产品范畴，中药材经过炮制加工成饮片后才能进入药品监管范畴。由于鲜药难以保存，企业大多是从药材市场或药农处购买干燥药材，经净制、炮制、切制成中药饮片。近年来，尽管一些规模较大的中药企业采取“公司+农户”方式提前布局药材种植采收，从源头上提升种养殖规范性，但是受当地环境、人员制约较大，规范种植、采购成本较高，逐渐缺乏动力。
为提高药材质量，国家药监局正在加快推进新修订《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的发布实施，有序推进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采购趁鲜切制中药材，引导促进中药材规范化发展，从源头上促进中药质量提升。2015年版《中国药典》确定64种鲜切药材目录。国家药监局明确趁鲜切制是产地加工方式之一。目前，甘肃省、安徽省、山东省等主要中药材产区，都制定了符合本省特色的鲜切药材目录。国家药监局在给甘肃、安徽等省的答复中，提出8条监管要求，要求采购鲜切药材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将质量管理体系延伸到该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等环节，与产地加工企业签订购买合同和质量协议并妥善保存，严格审核产地加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
（二）中药注册审批“三结合”期待建立公平、科学机制
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中药注册按照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进行分类。新注册分类充分体现了中药的研发规律，突出了中药特色，强调传承与创新并重，守正是根基，创新谋发展。新注册分类最大的亮点是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单独作为一个注册分类，即第三类。该注册分类的药品，可豁免临床研究，直接提出上市许可申请，大大缩短了新药研发上市的时间，对医药企业及广大患者来说是一项利好政策。按照规定，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审评程序，主要采用以专家意见为主的审评模式，依托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专家以中医视角进行审评，成立以国医大师、院士、全国名中医为主的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专家委员会对此类药物进行技术审评并出具技术审评意见，从而开辟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注册审评路径。
“三结合”是中药注册审评的一项开创性改革，也是建立“三结合”证据体系和基于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中药注册审评审批模式的探索实践。未来如何建立专家库、遴选专家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建立审评机制等都备受业界关注。
（三）配方颗粒能否培育出中药大品种
2021年2月，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发文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国家药典委员会设立了中药配方颗粒专项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完成《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相关技术要求不仅引入了“标准汤剂”的概念，使中药配方颗粒工艺制订的合理性和质量控制有了衡量的依据，还规定了特征图谱质量控制技术的应用，强化了中药配方颗粒的整体质量控制水平。
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于1993年启动，经过20余年研究、试点生产、使用，已经逐渐被中医临床认可。试点结束，意味着打破原有试点保护壁垒，配方颗粒市场放开，在中药企业生产经营低迷的情况下，必将出现较为繁荣和激烈的竞争态势。中药材显著的地域性，决定了我国各地生产、采收中药材种类各具特色，因此标准不统一问题普遍。在放开配方颗粒试点后，配方颗粒标准成为企业竞争的基础，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药企业研发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标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标准和市场。
在中医界，长期存在配方颗粒放开后对药材资源合理保护利用的担忧。中药材有一定稀缺性和周期性，需要协调相关各方科学统筹，应引起高度重视。另外，中药配方颗粒也需要在临床实践中运用中医药理论不断加深理解，而不能仅仅看作是方剂加减。对经浓缩提取后的多个单一药味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相互作用和新物质对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仍需进行不懈的研究与观察。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十四五”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展望与建议
“十四五”期间，我国医药产业将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产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且产业效益显著提升；从企业经营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竞争力、质量可靠性、不断提升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等。医药企业应关注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医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把握政策要求和趋势，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一、“十四五”期间重点关注的医药产业发展相关国家政策（略）
二、部分省（区、市）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为助推区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省（区、市）陆续出台“十四五”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文件，其中不乏政策亮点。
强化监管协同联动
广东、河北等地强化省、市、县药品监管部门在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闭环”中跨区域、跨层级协同工作机制。加强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对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工作的监督指导，健全信息通报、联合办案、人员调派等工作衔接机制。强化许可、检查、监督抽检、投诉举报等监管数据的分析、共享与使用。
加强地区间协同合作
京津冀：建立三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联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吸引上下游企业聚集，加速三地医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建设跨区域的医药健康产业园。
长三角：发挥药品、医疗器械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的“溢出效应”，探索建立区域药品监管领域“互认互信、联查联审、共建共享”长效合作机制。逐步实现长三角区域内注册备案审评要求统一、检查标准尺度统一、稽查执法协作联动、重大事件处置联动、安全风险联控、检验检测平台联建及科研攻关联合，促进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粤港澳三地药品监管协作机制，加强粤港澳医药人才交流与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药监管与产业发展融合。
支持新药研发创新
湖北省对注册申报进入国家药监局优先审评审批通道的产品，同步开展注册现场核查、GMP符合性检查，优先安排检验检测。对启动创新药物临床试验的产品，根据注册申报需要，可采取承诺制审批方式提前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福建省对在本省转移转化的1类、2类中药，化学药品和具有新药证书的生物制品及第三类医疗器械等重大药械项目，按申报临床前研究阶段、临床试验阶段、产业化生产阶段，分阶段给予资金扶持，单个项目累计扶持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
支持中药产业发展
湖北省推进中药配方颗粒生产，鼓励中药新药注册、中药制剂备案，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内蒙古民族大学国家级中药（蒙药）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有效、临床价值高的现代中药（蒙药）新产品。黑龙江省支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扩大调剂使用品种和调剂使用主体范围。贵州省推进将石斛、刺梨等中药品种的特殊炮制方法收载入地方标准，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浙江省深入实施医药领域“凤凰行动”“雄鹰行动”“雏鹰行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支持上市企业开展资本运作、跨境投资和兼并重组，提升企业规模和综合竞争力；推动符合条件的优质医药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已经上市的医药企业通过增发等方式扩大再融资。黑龙江省支持医药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数字化、信息化技术
浙江省大力发展智能诊疗，发展智能医疗设备、软件、配套试剂和全方位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慧医疗新业态。江苏省鼓励在产品研发中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生物样本库等医药信息资源，加强医药研发公共数据和资源平台建设，提高开放共享和专业化服务水平。湖北省推进“互联网+监管”，建立完善药品（疫苗）电子追溯体系，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促进行业自律。广东省致力提升“互联网+药品监管”应用服务水平，依托“数字政府”平台和“一网统管”平台，打造智慧药品监管体系。
鼓励产业聚集发展
江西省允许落户于中医药科创城、“药都”樟树、青峰药谷、进贤工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园区的“两品一械”企业，在对进厂原辅料、包装材料检验时，可以共用使用频次较少的大型检验仪器设备，且应按要求保证检验数据真实、可追溯；在上述园区中，同一园区内同一集团公司的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企业可以共用检测仪器设备。
三、“十四五”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展望与建议
（一）医药产业“新黄金十年”未来可期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GDP增速达8.1%，在全球仍保持领先位次。在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医药产业实现了良好开局，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规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5%，高于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14个百分点，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4%，保持较高水平，展现了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医药产业将在高质量发展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从而开启“新黄金十年”。
机遇一：医药产业处于国家创新战略的龙头位置，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未来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探索更符合国情、更科学的监管方式，加速内外融合，促进产业发展。
机遇二：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随着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大量未被满足的中高端临床需求将被唤醒。同时，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以及“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医疗需求不断增长。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医药市场还将继续高速增长。医药制造业产品开发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企业生产制造、工艺技术水平和创新研发能力将大幅提升。
机遇三：随着我国政策环境持续鼓励创新研发，中国原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企业出海实现创新药惠及全球患者，势在必行。
（二）“十四五”重点动向预测
面向“十四五”，医药产业的深度调整仍将持续。把握市场变化趋势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课题组认为以下动向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国家买方市场将进一步强化。随着“三医”联动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医保药店作为国家买方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将为加速国产替代提供更多可能。在国家买方市场格局下，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药品企业可能凭借价格、成本优势脱颖而出，创新型企业将面对创新产品临床疗效的检验，而以仿制药生产为主的企业也将面临竞争挑战。
二是民营医院、诊所作为公立医疗服务的补充渠道，有望更好满足中高端医疗需求，有机会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以AI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升级将深度影响新药研发方式，促进医疗服务质量升级，从而更好满足多层次医疗需求。同时，未进入公立医院和医保药店的新医疗产品有可能加快外溢到民营医院渠道，商业保险将获得发展机遇。
三是基层医疗用药占比将持续上升。随着分级诊疗的推进，未来将形成国家、区域、地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疾病患者需求。国家医疗资源和资金将阶段性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基层医疗机构在设施、人才、诊疗水平等方面获得大幅提升，用药占比持续上升，针对老龄疾病药品、精神科药品、妇幼药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四是随着研发创新的加速，“十四五”期间我国有望产生真正的全球新药品，并进入国外高端市场。
五是医疗器械产业与创新科技深度融合值得期待，该领域有望借助科技公司力量实现中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国产化技术突破。
六是中药行业有望在“十四五”期间扭转被动局面，落实好中药经典名方审评审批改革是释放行业活力的关键。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是中药行业发展的基础。
七是“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和国际新环境将深刻影响原料药行业发展，新的全球原料药梯度转移将出现。
（三）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课题组对“十四五”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机遇，加快推动“卡脖子”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工作。基础研究工作决定着研发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而“卡脖子”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基础研究薄弱。尽管我国已经是拥有品类齐全、链条完备的制药大国，但药物研发创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药物研发创新要想在着眼全球同步的基础上追求国际领先，一方面，要优化调整政策，为药物研发全球同步提供支持，国家已经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方面做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核心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平台建设和人才储备培养，为医药产业稳步走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建立国家级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基地，由国家资金引导和保障关系到研发创新“卡脖子”技术的科研攻关。
二是进一步发挥临床需求导向作用，健全优化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国家在宏观层面坚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医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需要在微观层面推动实现企业、研究机构、科研院所、临床机构等产学研用主体切实深度融合，形成研发创新的有效合力。要以国家持续扩大推进监管科学行动计划为契机，加强药物开发过程中产学研用的有效衔接效能，加强药物开发技术、工具、平台和方法的研究。要积极发挥好北京、上海等地方医药产业科学园区产业聚集效应和人才效应，将资金、技术、平台和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探索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和多层次医疗保障格局，协同改善罕见病患者生活质量。
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切实推动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成果在医药领域的融合应用。基于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药物筛选、生产质量控制、风险管理、药物监测警戒的时代已经到来。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加强数据的开发和协同应用，以提升相关数据的汇集、分析、评估和应用效能。医药企业也要积极推进信息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随着卫生健康、医保、药品监管等方面数据资源整合推进，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药物研发机构、生产经营企业、行业组织、药物使用单位、互联网电商平台等方面要积极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主动参与数据资源整合，为基于药品全生命周期大数据开展药物研发和风险研判提供支持。
四是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加快推进制造升级，提升全产业链制造水平。高质量制造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原料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为医药产业制造提供了新的契机。为突破我国医药制造“大而不强”的境地，医药制造企业必将进一步分化，产业集群化和龙头集中化是未来发展方向。医药制造企业想要在这一轮产业升级中抢抓机遇，必须优化战略布局，在原料药生产上紧扣绿色低碳和提升附加值做文章，加快制造技术升级，大力发展特色原料药和创新原料药，有效提升质量控制水平和生产效率，在做大做强中助推全产业链制造水平稳步提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医药产业只要顺利度过破局转型关键期，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按照党中央部署坚定走在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必将迎来“新黄金十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2021年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情况分析报告
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仿制药质量的目标。近年来，药品监管部门高度重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工作，过评药品品种数量、覆盖广度大幅提升，“跑”出了加速度。2021年，一致性评价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
本文结合国家药监局网站及药融云数据库相关数据，对2021年全年一致性评价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全年共有1972个品规的仿制药通过一致性评价（包含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895个品规仿制药），涉及571家医药企业，532个药品品种，其中有264个药品品种为首家过评。
补充申请数量逐年降低，企业着力于新注册分类药品申报
分析近三年来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和新注册分类申请受理情况，2019—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和新注册分类申请（仿制药3类/4类与进口药5.2类）情况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补充申请量持续下降，2021年共受理891项，而新注册分类申请量持续上升，2021年达到1843项，同比增长63.39%。
可以看出，仿制药企业的重心开始转移，从着力于新注册分类实施前上市药品的一致性评价转向开始重视发展高质量标准的新型仿制药研发。
注射剂过评药品占比显著提升行业竞争愈加激烈
从过评药品剂型来看，注射剂是2021年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主要剂型，共计879个品规，占比44.57%；其次是片剂，共824个品规，占比41.79%。近3年来过评药品剂型中注射剂占比也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由2019年的5%增长到2021年的近45%。
从企业过评方面来看，2021年共有571家企业申报的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中过评药品品种数量最多的企业是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共过评34个药品品种。
从同一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数量来看，2021年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数最多的药品品种是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共有24家企业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详见图5）。该品种为2018年版国家基药目录品种及2020年国家医保乙类品种，用于在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及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的过程中，口服疗法不适用时的替代疗法。注射用奥美拉唑钠至今已在临床应用超过20年，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市场规模大，药物经济学优势明显，因此该品种过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
过评药品纳入多批次集采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性可及性
2016年发布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明确，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此外，2019年发布的《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的实施意见》指出，仿制药质量入围标准原则上以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为依据。一致性评价成为仿制药入围带量采购的基本门槛。
在2021年的过评药品中，共有252个品规的药品被纳入国家药品集采名单，占比12.78%。其中，有218个品规的药品纳入第五批国家药品集采名单，34个纳入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名单。
2021年，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顺利推进，为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提供了有力支撑。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骨科是手术机器人最早涉及的领域之一，也是当前手术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的热点领域。骨科手术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其中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手术的普及度相对较高。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并获得资本青睐。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优质医疗资源的逐渐下沉，以及在国家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需求有望大量释放，行业将迎来高速发展。
赛道竞争激烈
目前，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呈现出多强角力的市场格局。跨国企业布局骨科手术机器人赛道的有史赛克、强生、捷迈邦美、施乐辉、美敦力等。近年来，国内多家企业也进军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如天智航、微创医疗、威高集团、罗森博特等。其中，以骨科手术机器人为主营业务的天智航是国内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威高集团等多家上市公司近年来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也开始积极布局研发骨科手术机器人。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跨国企业巨头以收购方式进行赛道布局，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企业主要通过联合医院、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不断加强技术协作，聚焦自主研发。
资本关注度高
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起步较晚，且由于该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目前仍处于产业化初期。
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融资市场热度不断升高，亿元级融资数量持续增长。2020年7月，天智航在科创板首发上市，募集资金4.52亿元。成立于2018年的创新企业元化智能，专注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2021年3月，元化智能完成2亿元A轮融资；2022年1月，该企业又宣布完成数亿元B轮融资。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企业备受资本青睐，预计未来该领域融资数量及融资金额都将持续上升。
不过，公开资料显示，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的融资主要集中在A轮和B轮，种子轮和天使轮融资数量相对较少，初创企业入局门槛较高。
市场高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规模快速增长。Frost & Sullivan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规模仅为410万美元左右；2019年和2020年，该行业市场规模分别达到约4720万美元和4250万美元；2021年，市场规模预计约为8040万美元（详见图）。
Frost & Sullivan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在骨科手术数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预计到2026年，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约3.3亿美元，市场渗透率将增至3.1%左右。
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在政策、资本、市场的多重驱动下，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发展迅速，巨大的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行业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耗材价格下降促进需求释放
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手术因具有植入物定位准确度和一致性较高、患者术后恢复较快等优势，在临床实践中备受关注。然而，我国膝关节置换手术渗透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工关节价格昂贵。
2021年9月，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此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中，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可以预见，人工关节价格的大幅下降将有利于填补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关节手术渗透率将随之提升。此外，随着骨科耗材的降价，骨科医疗器械行业整体或将迎来新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趋势拉动市场扩容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测算，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约为1.8亿，约占总人口数量的13%；预计到2035年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分别达到3.1亿和接近3.8亿，占总人口比例将分别达到22.3%和27.9%。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而骨科疾病发病率与年龄相关度极高，因此，骨科疾病患病人数将不断增加，相关手术量将进一步增长，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也将随之扩大。
同时，随着研发技术的更迭，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产品性能逐渐成熟，患者接受度将进一步提高。此外，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提高也将驱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我国该领域市场将稳步扩容。
人机协同优势刺激市场下沉
目前，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身影常出现在头部大医院。事实上，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普及也将利好基层市场。关节置换手术主刀医生通常需要具备12～15年的临床经验，而在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医疗机构，能够进行关节手术操作的医生少之又少。机器人辅助手术在一定程度上可将经验性治疗操作进行量化，有助于缩短临床医生对于相关手术的学习曲线，能够有效弥补经验的不足。
此外，人机协同医疗模式不仅有助于解决术中操作精准度不足、复杂术式难普及等问题，还为临床医生提供了较好的操作舒适性与便利性。
总之，随着精准医疗和智能外科手术的普及，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行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研发热度逐渐上升，优势技术备受关注——浅析储库型递药系统研究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设计合适的递送系统是药物开发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节，合适的递送系统能够改变药物性质以及药物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行为，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药物递送系统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药物性质和所实现的临床治疗目标。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基于微粒的储库型递药系统、基于纳米颗粒的药物递送系统、透皮递药系统、口服药物递送系统等。
储库型递药系统，一般借助药物自身的理化性质或者辅料实现缓控释给药，给药途径包括皮下注射、埋植。其微结构一般为粒径100μm~200μm的颗粒，因此不能直接采用静脉注射。目前，储库型递药系统常用的技术主要包括微球、脂质体、纳晶、原位凝胶等，主要辅料为可降解的高分子材料、良好生物相容性的脂质。
基于高分子材料的储库型递药系统
基于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储库型递药系统的主要代表产品为微球。微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长效性和高载药量的特征，在蛋白质和肽类药物中应用较多。微球所用辅料不同，其释药周期也不同，目前已经上市的微球释药周期有1周、2周、4周、3个月和6个月。微球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给药频次，提高了患者使用依从性。
具有生物可降解性的高分子材料的作用为保护药物分子并控制药物释放。目前有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聚乳酸（PLA）、聚乙醇酸（PGA）、海藻酸钠、壳聚糖等，每一种材料都有相应的优缺点，目前多采用PLGA作为微球的主要材料。
1985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个储库型药物亮丙瑞林微球。亮丙瑞林微球是以PLGA为辅料的微球，其获批具有历史开创性。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众多研究者对蛋白质或肽类药物的递送进行了大量研究，多数以失败告终。20世纪70年代，雅培实验室和武田制药联合研发亮丙瑞林微球，实现了肽类药物和蛋白质利用PLGA的递送，并于1985年获得FDA批准。随后，该药物又获批用于治疗晚期前列腺癌、子宫内膜异位症和中枢性性早熟。据统计，2006年该药物的全球销售额约为16亿美元。亮丙瑞林微球商业上的成功，极大促进了储库型递药系统的发展。
目前的微球产品多数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上市，市场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2009年，博恩特药业醋酸亮丙瑞林缓释微球获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同年丽珠制药集团亮丙瑞林微球也获批上市，填补了我国微球制剂领域的空白。亮丙瑞林微球上市后销售额不断攀升。IQVIA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全球微球制剂市场相对稳定，复合增长率为4.3%；2019年全球微球制剂销售额达到78.56亿美元，在全球缓控释制剂市场中占比高达56%。我国微球行业起步较晚，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小，2019年我国微球市场规模仅占全球市场的6.2%，但同期市场增速为14.8%，远高于全球市场增速，这主要得益于微球产品在我国逐步获批。
微球产品商业化成功让众多研究者看到了它的价值。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全球微球制剂行业技术全景图谱》，截至2021年10月，全球微球专利申请数量已超1万项。2010年—2019年，全球微球行业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0%；虽然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但是授权率却逐年下降，2010年专利授权率为95.27%，2020年为10.49%。2021年1月—10月，全球微球行业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分别为413项和8项，授权率为1.94%。
目前，全球微球制剂第一大技术来源国为美国，其微球专利申请量占全球微球专利总申请量的66.34%；其次是中国，占9.03%。美国的技术来源中，加利福尼亚大学贡献最为显著，其微球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为162项；基因泰克公司紧跟其后，申请数量为94项。我国微球制剂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浙江，其中广东和江苏的申请数量均超过300项。
虽然微球专利申报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所批准的产品多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近20年大多以老产品改良为主。高分子材料是影响微球中药物释放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难以开发出新的高分子材料成为制约微球项目开发的主要瓶颈。这也是近年来新的微球产品上市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作为药物载体之外，微球还应用于医疗器械、药械组合等领域。虽然目前全球上市的微球产品数量较少，但是已有多家企业在该领域布局，如丽珠集团、绿叶制药、博恩特药业等，未来将有更多产品上市。
基于磷脂的储库型递药系统
多囊泡系统（MVL）也是储库型递药系统的一种，它主要作为小分子药物的载体，具有三维空间结构。微球释放是基于聚合物材料的降解或溶蚀，而MVL则是利用磷脂形成的双分子层膜的不稳定性逐渐释放药物。由于MVL粒径较大，因此不能采用静脉给药的方式，可采取皮下或肌肉注射。
MVL是由非同心的脂质双分子囊泡紧密堆积而成的泡沫状球形聚集体，该系统的主要辅料为磷脂。以磷脂为辅料可以制备的MVL包括多囊脂质体和脂质原位凝胶。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本质都是利用磷脂的自组装特性，将活性成分包埋于磷脂组成的具有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中；不同点在于多囊脂质体是体外已经形成，而原位凝胶则是在注射后利用组织液中的水分与磷脂相互作用形成的囊泡样结构。目前商业化较成功的技术为多囊脂质体技术。
多囊脂质体技术具有长效缓控释、高载药量、高包封率、结构稳定、低毒性、延长药物半衰期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优点，独特的结构决定了其具有更高的载药量及可控的药物释放速率，能够弥补普通脂质体的不足。另外，多囊囊泡可以同时递送多种药物，在联合治疗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国内外已有众多企业对该技术开展进一步研究。
截至目前，美国FDA共批准了3种采用多囊脂质体技术的药物。该技术的释放时间一般为72小时左右，多用于需要短期一次性治疗的领域，如镇痛。上述3种多囊脂质体药物中有2种是镇痛药。
从专利申报情况看，目前以多囊脂质体技术为基础，结合其他技术产生新的给药技术，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比如Concept Medical公司的西罗莫司药物涂层球囊Magic Touch，即为纳米晶与MVL结合的案例。
原位凝胶的凝胶基质一般采用磷脂、壳聚糖、聚乙二醇嵌段共聚物、泊洛沙姆等，以磷脂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最优。磷脂为细胞膜组成成分之一，易与细胞膜融合而将药物递送至细胞内发挥作用。
磷脂凝胶是一种半固体的磷脂分散体系，具有独特的三维网状立体结构。药物活性成分是以分子状态分布于囊泡和囊泡外的分散介质中，磷脂凝胶是由水、有机溶剂共同组成分散溶剂，水溶性药物和脂溶性药物均可包埋于其中，因此磷脂凝胶可以同时装载水溶性药物和脂溶性药物，形成药物组合，以更好满足临床需求。不仅如此，对于水溶性药物，磷脂凝胶的包封率和载药量比脂质体更高，更适合高剂量药物递送。
在凝胶系统中，药物以分子状态均匀分布于网状结构中，不存在浓度差，可以有效减少因为药物浓度差造成的药物泄露，从而减少突释效应。此外，磷脂凝胶不仅可以采用注射给药，也可以采用透皮给药及黏膜给药等多种途径用于皮肤科、眼科疾病的治疗。
磷脂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安全性、良好的缓控释能力，已然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虽然目前全球尚无使用磷脂凝胶技术的产品上市，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技术将会成为储库型递药系统中的重要一员。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我国罕见病药物研发蓄势待发
已发现患者数量少、对疾病发展史了解有限、已上市药物数量少、投入成本大、商业回报难预期……尽管罕见病药物研发充满挑战，但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的支持，全球越来越多的药企开始投身于罕见病药物的研发。
分析发现，2010年—202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中，孤儿药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2010年批准的孤儿药仅6个，2018年为34个。2020年，美国FDA批准的孤儿药数量已占全年批准新药总数的58.5%。此外，孤儿药研发的成功率也在快速提升。2021年2月，由BIO、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QLS联合发布的一份药物临床开发成功率报告（《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2011—2020》）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孤儿药（不含肿瘤适应症）从Ⅰ期临床试验到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平均成功率为17%，高于整体药物平均开发成功率7.9%。
我国罕见病药物研发也是百舸争流。2021年10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512号建议进行答复时指出，“目前国内上市的罕见病用药50余种，其中40余种已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除了诺华等跨国药企有罕见病药物在我国上市外，我国药企也有产品“走出去”。比如，日前索元生物宣布，其License-out合作伙伴Aytu Biopharma收到美国FDA关于索元生物在研产品DB102用于治疗血管性埃勒斯-当洛综合征（VEDS）的关键性临床试验申请的批准，同时FDA授予DB102用于治疗VEDS的孤儿药资格；西比曼生物宣布，美国FDA已正式批准其核心产品C-CAR039的临床研究申请，将在美国推进后续的临床开发。C-CAR039是一款新型CD19/CD20双靶点CAR-T细胞治疗产品，拟开发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r/r B-cell NHL）。此前，FDA还曾授予C-CAR039孤儿药资格，用于治疗滤泡性淋巴瘤。
罕见病药物License-in更是佳音不断。2021年12月，琅钰集团与Rhythm Pharmaceuticals达成一项独家许可协议，获得后者罕见遗传性肥胖疾病治疗药物Imcivree在中国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2021年3月，琅铧医药与Diurnal Group签订许可协议，获得后者儿童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治疗药物Alkindi在大中华区市场开发、注册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2021年2月，畅溪制药与Aerami Therapeutics签署一项独家许可及产品开发协议，获得后者肺动脉高压候选药物AER-901在大中华地区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
目前，国内还有北海康成、应诺医药、北京科信必成等专注于罕见病药物研发的企业。罕见病药物研发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投资。波士顿咨询研究称，2030年全球罕见病药物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940亿美元。而我国，如果以占全球市场份额5%~7%来估算，2030年将形成600亿~900亿元的市场规模。罕见病药物研发已成为新药研发的主战场之一，相信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药企推出更多罕见病用药，造福罕见病患者。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靶点布局同质化程度低，市场竞争格局良好——我国双抗药物上市有望实现突破
2021年，单抗药物市场表现良好，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研发受到更多药企关注。
双特异性抗体通常是人工合成的，为同时具有两种特异性抗原结合位点的抗体，与传统单克隆抗体相比，靶向性更强、毒性更低但研发生产技术壁垒更高。根据有无Fc片段，双特异性抗体可分为IgG类双抗（含Fc片段）和非IgG类双抗（无Fc片段）。IgG类双抗又可进一步分为对称性IgG类双抗和不对称性IgG类双抗。
IgG类双抗在结构上与天然抗体接近，抗原性较低。Fc片段能与循环血液中FcRn受体结合避免被溶体酶水解而具有较长半衰期。同时，IgG类双抗具有Fc介导的效应功能，如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DCC）、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作用（CDC）和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吞噬作用（ADCP）。此外，Fc段含有A/G蛋白，可利用亲和层析方式进行抗体纯化。但IgG类双抗也有如肿瘤的渗透率较低、轻重链错配率较高等缺点。非IgG类双抗结构简单，制备工艺简单，分子量小且具有较高的肿瘤渗透率，但其具有半衰期短及无Fc片段介导效应的缺点。
代表性双抗技术平台
双抗是由两个不同的轻链和重链通过组合的方式形成。两个不同的轻链和重链具有16种组合方式，而这种随机组合形成的抗体中，只有12.5%的抗体能满足结合双特异性抗原位点的需求。轻重链错配会导致蛋白杂质多、双抗产量低。针对轻重链错配问题，双特异性抗体研发企业纷纷针对IgG类双抗和非IgG类双抗开发了不同的技术平台。
IgG类双抗技术平台
IgG类双抗较非IgG类双抗更易出现轻重链错配问题，相关技术平台主要致力于解决此类问题。
●KIH和Cross Mab技术平台
KIH技术最早提出解决重链错配问题的方法，通过分别改变两个重链结构上的氨基酸，使其中一条链上的大氨基酸突变成小氨基酸，相对应的另一条链上的小氨基酸突变成大氨基酸，突变后的位点分别形成凸、凹结构，从而通过静电导向配对形成异源二聚体。此方法可防止90%以上的重链错配问题，但不能防止轻链错配。之后，罗氏在该平台基础上改进形成Cross Mab技术，即将两个抗体的Fc部分通过KIH技术形成异源二聚体，同时将其中一个抗体的Fab段轻重链进行交换，形成正确的轻链结合。
●DuoBody技术平台
该技术通过两个靶向不同表位的单抗Fab臂互换反应得到双特异性抗体。Fab臂互换反应是二硫键异构化反应和CH3域解离-缔合的结果，其中在亲代抗体铰链区的重链二硫键被还原，所得游离的半胱氨酸与另一个亲代抗体分子的半胱氨酸残基形成重链间二硫键，同时亲代抗体的CH3域通过解离-缔合释放和再形成。西安杨森研发的Amivantamab即利用了此平台技术，同时靶向C-MET和EGFR受体。
非IgG类双抗技术平台
非IgG类双抗由于缺乏Fc片段，无法与FcRn结合，因而普遍半衰期较短，各技术平台主要通过延长半衰期来促进非IgG类双抗的临床应用。
●BITE技术平台
该平台是安进公司用Linker将两个ScFV片段串联起来，一个ScFV片段靶向T细胞CD3靶点，另一个ScFV片段靶向肿瘤细胞，串联后的双抗片段可同时结合肿瘤细胞和T细胞，并诱导T细胞杀灭肿瘤细胞。由于分子量较小，双抗片段对肿瘤细胞的渗透率大大提高。目前已上市的双抗片段药物博纳吐单抗采用的就是该技术，但其半衰期只有2小时。针对此缺点，安进公司在此技术基础上改良形成HLE-BITE技术——通过连接Fc片段，可使半衰期显著延长到44小时以上。
●TandAb技术平台
该技术由Affimed公司研发，合成的抗体分子量在100kd左右，相对于普通非IgG类双抗，可显著延长半衰期。
双抗药物研发及产业发展情况
目前全球已有4个双抗产品上市，首款上市药品为凌腾医药研发的卡妥索单抗，该产品为T细胞重定向抗体，获批适应症为癌性腹水。该药于2009年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上市，后由于市场表现不佳已于2017年退市。近期，凌腾医药已在全球范围内重启该药物的上市流程，截至目前，已在我国启动了针对膀胱癌患者的Ⅰ期/Ⅱ期临床试验，同时在韩国等地针对胃癌的Ⅲ期临床试验也已获批。第二款上市双抗药品为安进公司研发的非IgG类药物博纳吐单抗，获批适应症是B细胞性白血病，百济神州已获得该药引进授权。第三款上市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为罗氏研发的艾美赛珠单抗，该药物能够将激活天然凝血级联所需的因子IXa和因子X聚集在一起，帮助A型血友病患者恢复凝血功能。2018年11月，艾美赛珠单抗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我国上市，用于存在凝血因子Ⅷ抑制物的A型血友病患者（先天性凝血因子Ⅷ缺乏）的常规预防性治疗，以防止出血或降低出血发生的频率。第四款药物为强生的Amivantamab，该药物批准用于治疗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国内药企对双特异性抗体的研究进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有60余种，其中三分之二药物的适应症为肿瘤治疗。除此之外，在免疫、血液、眼科等领域也有双抗产品布局。双特异性抗体靶点主要以下面几种组合方式为主：同时靶向两个肿瘤细胞信号通路蛋白发挥协同治疗作用；桥连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信号通路蛋白（又称T细胞重定向）；双重免疫调节作用；免疫检查点靶点和肿瘤信号靶点互相配合。
目前，我国双抗药物的产业链集中在中上游环节。众多企业通过研发外包服务降低研发成本，影响上游产业的主要因素为生物反应器的类型以及培养条件（双特异性抗体的细胞生长过程中代谢水平可能发生改变，需要评估出有利于细胞新陈代谢的条件）。同时，由于双特异性抗体易形成聚合体，故对抗体的纯化提出更高要求，产量会相应降低。此外，重链和轻链情况众多，简单的凝胶分析已不满足需求，需开发出更灵敏的分析方法。
当前，我国双抗药物研发靶点布局同质化程度低，抗体研发着力优化生产工艺以及解决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等不良反应。国内拥有知识产权且技术成熟的技术平台较少，整体市场呈现良好的竞争格局。随着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临床试验的不断推进，国内临床研究阶段双抗近期有望迎来上市突破。
（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
创新药进医保，取决于哪些因素？
近几年，国家医保目录持续扩容。虽然每一版新目录都有品种调进与调出，但总量在持续增长。而从8年没调整到1年半就能进医保，动态调整满足了创新药企的愿望！
毋庸置疑，创新药进医保目录速度显著提升。那么，具体到个案，今后创新药进医保的速度，将取决于哪些因素？
■背景回顾<<<
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曾是创新药企的奢想
回望近年来不断变化的国家医保目录，似乎难以想像，2017年前，国家医保目录曾8年没有调整过。那时，创新药企业都在期盼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消息，因为只有进入医保、创新药得到支付方的认可，销量才能快速增长。
对于创新药企而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因为这有望让研发阶段经历千辛万苦的创新药在上市不久就能进入医保，从而在专利保护期内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而国家医保目录迟迟不见调整，创新药企只能辗转于寻求各省级医保目录，争取进入省级增补。
转变始于2017年
2017年2月，时隔8年，新一版国家医保目录发布。随后，当时的主管部门人社部提出，将在该版医保目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谈判准入机制。当年，44个品种纳入谈判范围，最终36个成功进入医保。
2018年暑期，一部《我不是药神》狠狠冲击了中国电/影市场，余波传至医药市场，于是有了抗癌药专项谈判，当年又有17个品种通过谈判进入医保。
“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
到了2019年，医保目录再次调整时，调整方案明确提出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方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价格（费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只是，当年谈判成功的品种公布时间较常规目录晚几个月。
“两年一调”到“一年一调”
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尚未出台之前，业内普遍认为，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原则上为“两年一调”，谈判目录（即“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正式成为医保目录五大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2020年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发布时，不少人都感到了意外。但很快，《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建立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谈判准入机制也在这些管理办法中确立下来。
2020年底，新一版国家医保目录发布，这次常规目录与谈判目录同时公布。至此，创新药企曾经奢想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基本确立，创新药有了快速进入医保目录的通道。
主要增加哪些谈判品种？
医保药品目录品种数量持续增长，其中更多为谈判品种的增加。
国谈其实可追溯到2016年。当年，原国家卫计委组织了首次国家药品谈判，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替诺福韦酯和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种药品分别降价67%、54%、55%。
降价后，3个品种在各省级招标采购中可直接挂网。虽未马上进入医保目录，却也没等待很久：次年2月，新一版医保目录发布，3个品种均在其中。当时还没有常规目录、谈判目录之分，这3个品种实际上是进入了常规目录。直到2021年，医保目录调整时，埃克替尼才从常规目录调至谈判目录（进入条件为“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且企业主动申报调整限定支付范围的”）。
每次医保目录调整，谈判品种数量都在不断增加。那么，谈判品种未来走势如何？
中成药占比增长趋缓：未来趋势？
谈判品种中，西药品种占大头。2019年以前，中成药谈判品种仅5个，西药品种数量占谈判目录品种数量的90%以上；后来，中成药谈判品种数量有所增加，至2021年，中成药占比约22.5%。
2020年和2021年的医保目录调整方案中，都给出了明确的调整条件。例如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拟纳入条件第一条就是“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药品”，以及“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基药非医保的品种等，符合这些条件的中成药品种数量远远少于西药。
不过，2020年另一条特殊条件为：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5个（含）以上省级增补的品种，仅满足这一条件的中成药品种就达155个，最终进入医保目录的（常规+谈判）亦大多源于此。2021年的调整方案中，不再设置此条件，通过初步形式审查中成药品种数量亦大幅下降至31个。
因此，今后通过谈判方式进入医保目录的中成药的新增数量，关键要看中成药的创新进程。
肿瘤药占比增势不减：哪些机制更热门？
从品类看，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是谈判目录西药品种中的大头，其增长速度也很快，到2021版目录中已有71个品种。其中，又以抗肿瘤药和免疫抑制剂为主，2021版谈判目录中分别有51个和15个。从药物机制看，抗肿瘤药中蛋白激酶抑制剂和单克隆抗体品种数量较多，2021版分别有30个和10个。
全身用抗感染药的数量增长也较快。2019年以前，谈判品种中仅2个此类品种，到2021版已达32个，其增长率甚至远高于抗肿瘤和免疫抑制剂。其中，以抗HCV和HIV的药品为主。
中西药品类的划分方式不同，谈判目录中的中成药以内科用药为主。而2019年以前占比更大的抗肿瘤用中成药增长缓慢，从最初的3个增至6个，其中肿瘤辅助用药一直没有增长。
■创新药进医保要多久？
上市后1.5年内有望进医保
目前，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周期原则上是一年一调。但是，机制还在不断完善，这几年纳入谈判的上市截止时间并不相同。2019年要求的上市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20年则是8月17日，2021年为6月30日，后两者为调整方案发布时间。但2020年新增谈判品种的协议期从2021年3月起，而2021年的则是从2022年1月起。也就是说，上市时间截止日期和协议期起始时间都提前了。
按目前的规则，创新药物上市后大概一年半之内就能迎来进入医保的机会。事实上，从谈判目录品种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的时间间隔变化趋势看，也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数字。
以2021版谈判目录中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为例。这个品类有71个品种，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的平均时间间隔约为2.6年。
其中，由于2017年的医保谈判算是真正的第一次医保谈判，其中有不少上市已久的品种，如诺华的依维莫司、先声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等。在这种情况下，2021版谈判目录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中，2017年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的品种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的平均时间间隔是6.5年。
而后每年谈判成功的品种，进入医保的平均时间间隔不断缩短。2021年首次谈判进入医保的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进入医保的平均时间间隔已缩短至1.3年。
近年来，新上市的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大多能较快进入医保。
国内创新药更多进医保
2019年至2021年6月30日，共有42个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创新药获批上市（按通用名计算，指首次上市，不含新增适应症等），其中29个已进入医保目录（国产药16个、进口药13个）；而没进入医保目录的13个品种中，3个国产药，10个进口药。从这个角度看，国产创新药更多地进入了医保，其推动的主要因素，一是国产创新药的价格优势，二是国家对国内创新药的支持。
这29个品种进入医保的平均时间间隔为1.25年。其中达罗他胺、多纳非尼、阿美替尼、泽布替尼、伏美替尼、帕米帕利、西尼莫德、泰它西普、维迪西妥单抗、伊尼妥单抗10个品种在上市当年就进入了医保。
平均时间间隔超过2年的有达可替尼、阿帕他胺、达雷妥尤单抗、艾立布林4个品种，这4个品种均是通过2021年的谈判进入医保。其中前3个品种通过2020年的形式审查，但谈判并未成功。
谈判价格门槛：是否预期范围内？
从通过形式审查到最终谈判成功，需要通过的重要关卡还包括年度治疗费用。目前看来，这个门槛大概在30万元，这也是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年度累赔付的最高限额。例如备受关注的CAR-T产品阿基仑赛注射液，其价格过高，哪怕通过了形式审查，也不容易进入谈判环节。
而进入谈判环节、最终未能成功的，一般是因为企业报价未能落到医保部门的预期价格内。医保部门的预期价格与药物经济学测算结果有关，2021年更是一个药品配两个药物经济学专家独立测算。若企业报价落不到预期范围内，基本上是难以成功的。
如此看来，创新药欲谈判成功，从谈判前的定价到谈判时的报价都很重要。
（信息来源：医药经济报）
60款复方制剂厉害了！3个超10亿品种将诞生
3月3日，扬子江3类仿制药硫酸钠钾镁口服溶液获批生产并视同过评，这是一款由硫酸钠、硫酸钾、硫酸镁组成的复方制剂。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E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将有超过300个品种（以药品名称计，不含中成药，下同）的销售额突破1亿元，其中有60款为复方制剂。
复方制剂是由2种及以上不同类别的药物混合而成的制剂。与单方药物相比，复方制剂具有改善药品依从性、提高药物疗效、减少不良反应、降低用药费用等优点。
超15亿大品种领跑，这3款复方制剂将首过亿
从销售额看，60款复方制剂在2021E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合计销售规模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约6%，其中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以超15亿元的销售额领跑。
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为OTC乙类产品，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均保持两位数的销售增速增长，并于2018年开始成为最畅销的矿物质补充剂。澳诺制药长期主导市场，并于2020年顶替惠氏的碳酸钙D3片，成为矿物质补充剂第一品牌，预计2021年销售额将突破10亿元。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维生素AD滴剂再次冲刺10亿大关。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为OTC甲类产品，是一款常见的儿童感冒用药，主要成份包括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及人工牛黄，其销售额于2017年首次突破10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所下滑，预计2021年将回温。目前该产品由华润三九主导市场，其市场份额由2017年的1.65%提升至2020年的33.27%。
复方尿维氨滴眼液、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艾考恩丙替片销售额将首次突破1亿元。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是由磷酸西格列汀和盐酸二甲双胍组成的复方降糖药，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均保持两位数的销售增速增长。目前东阳光药、通化东宝等企业的仿制药已获批上市。
从治疗类别看，60款复方制剂涵盖9个治疗大类，集中在消化系统及代谢药（25个）、呼吸系统用药（11个）、心血管系统药物（6个）等治疗领域，可见复方制剂在慢病治疗上应用较为广泛。
17款复方制剂增速亮眼，这个独家品种大涨超100%
从销售增速看，17款复方制剂在2021E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的销售增速超过10%，其中艾考恩丙替片、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碳酸钙D3咀嚼片、氨溴特罗口服溶液超过40%。
艾考恩丙替片是吉利德研发的一款抗HIV-1感染复方制剂，主要成份包括艾维雷韦、考比司他、恩曲他滨及丙酚替诺福韦。该产品于2018年8月获批进入国内市场，2019年通过谈判纳入全国医保乙类目录，目前暂无企业布局仿制药。近年来艾考恩丙替片在国内市场扩容明显，预计2021年在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的销售额将首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约186%。
复方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为OTC乙类产品，哈药三精制药的产品于2019年2月获批上市并视同过评，之后迅速放量，2020年已抢夺超90%的市场份额。
超10亿明星品种，正大天晴、科伦、倍特……抢首仿
60款复方制剂中，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多巴丝肼片、艾考恩丙替片、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Ⅱ）等品种暂无首仿（含剂型首仿）获批。
沙库巴曲缬沙坦是由诺华研发的一种治疗心力衰竭的新型药物，由沙库巴曲（脑啡肽酶抑制剂）和缬沙坦（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成，2021年全球销售额达35.48亿美元。原研产品于2017年8月获批进口，2021年上半年在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简称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超过7亿元，预计2021年在中国城市实体药店终端的销售额将超过3亿元。目前国内已有正大天晴、倍特、科伦、齐鲁等11家企业以新分类提交该产品上市申请，首仿之争激烈。
沙美特罗替卡松是由沙美特罗及丙酸氟替卡松组成的复方制剂，用于可逆性阻塞性气道疾病的常规治疗，2013年达到52.74亿英镑的全球销售峰值，之后有所回落。米内网数据显示，葛兰素史克的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近年来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均超过10亿元。目前国内已有正大天晴、恒瑞、四川普锐特、健康元等10家企业以新分类提交该产品上市/临床申请。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是由布地奈德和富马酸福莫特罗组成的复方制剂，用于治疗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2014年达到38.01亿美元的全球销售峰值，之后有所回落。在国内市场，阿斯利康的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Ⅱ）在2020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超过20亿元。
（信息来源：米内网）
